9月13日，愚园路伪SH市长傅笑安官邸，沆瀣一气。
未获得相应报酬的傅笑安，郁郁不得志，想靠日本人上位，于是包藏祸心的他，投靠了日伪政府，几经钻营后，当上了伪SH市长。刚刚掌权时，就想依靠自己的权力，夺回曾属于自己的通商银行。
杜先生得知后，亲自出面打电报警告傅笑安，傅接到杜的电报以后，自觉这个伪SH市长的力量，还不足以对抗那个在香港的无冕SH市长，不得不暂时作罢。但曾在银行界获得地位且获利颇丰的傅笑安，结合自己被赶出通商银行的经历，认为有政权在手，不能不办银行。遂效仿四大家族，将一些商业银行变成官商合办，以攫取利益。
他打着为日伪政府建立金融体系的名义，满足自己的私欲。经日伪政府同意，傅笑安通过SH市财政，收购华兴商业银行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他让自己的管家成为新成立的华兴商业银行的董事长。与此同时，利用伪苏浙皖税务做本金，成立浙民银行。为了平衡相关利益方，他直接让伪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邵式军担任浙民银行董事长。又以上海鸦片烟税为本金，在上海河南路开设中亚银行。
傅笑安通过一系列的操作，完成三家银行的并购、重组、新建之后，自觉羽翼已丰满，就想像当初四大家族搞他的通商银行一样，通过行政手段，搞垮杜先生掌控的中汇银行。杜先生此时在香港避祸，鞭长莫及。再说上海沦陷后，他在上海的势力也大不如前，只得采用江湖手段让自己的门徒陈自强，用暗杀手段震慑傅笑安。考虑到陈自强执行任务需要戴老板批准，杜先生同时亦给戴老板发了电报。军统执行任务一般都需要当局总裁批准，但这次毕竟属于公权私用，戴老板得报后，亦左右为难，不知如何向总裁申请报批。
彼时我国抗日战争陷入更为复杂的局面，呈现出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的态势。在傅笑安家中密谋的这些人中，有一位在日伪政府担任高官的重庆方面安插的卧底，当晚即将信息密报给了戴老板。戴老板得报后立即向当局总裁汇报。总裁听后深感事情的严重性，原来以傅笑安这个伪SH市长、银行专家为核心，日伪政府正在效仿中华民国的国有银行体系，即将形成日伪政府的金融体系。一旦形成，法币的地位受到威胁，给本就艰难的抗日战争带来更大的灾难。
刻不容缓，当局总裁当即命戴老板利用其侍从室的电台发报，责成军统上海站尽快锄奸。戴老板在总裁官邸的侍从室，亲自发密电给上海站长陈恭湃，命其负责尽快制裁伪SH市长傅笑安。陈恭湃得报后及时部署，让情报处长沈清醒负责侦察，行动队大队长陈自强负责具体任务的执行。本来十分为难的陈自强，此刻也有一种释然，这样不仅完成了戴老板交代的任务，同时还解决了师门杜先生的难题。
沈清醒领命后，即带领情报处特工，分别化妆成商贩、学生等上海市各行各业的人员，在傅笑安活动的各个地点进行秘密侦察。通过特工人员连日侦察记录的情况，沈清醒发现，傅笑安在愚园路的市长官邸中仆从如云，从大门至二门一共有23名全副武装，佩戴驳壳枪和冲锋枪的保镖。至于他的内宅更是守卫严密，其卧室除了一名仆从，甚至连他的家人都不能轻易靠近，所以沈清醒的情报处特工也无从企及。住宅内没有突破口，他们转而在出行方面进行重点跟踪。
侦察发现，傅笑安每次出行，都是从内宅直接乘坐一辆和张筱林同款的美国进口斯提庞克轿车，经历过枪杀张筱林的沈清醒，自然知道那辆车是防弹的。除了这辆傅笑安自己乘坐的防弹轿车，傅笑安每次出行时都浩浩荡荡，前后还会有四辆警卫车保护。前后相邻的是载有日本宪兵的警卫车，首尾还有两辆伪SH市警察局的警车。其中前车载满配枪的警察，后车载的是傅笑安全副武装的贴身保镖。其办公地伪SH市政府，更是遍布日本宪兵和76号特务的岗哨，外围也有大量的警察保护。如此铁桶阵一般的护卫，军统特工想要近身刺杀他，几无可能。
沈清醒回到站内，将连日来的侦察情况向陈恭湃站长做了详细汇报，无计可施的二人只得又召陈自强一起商议对策。有过成功策反林怀部经验的陈自强，举一反三，向陈恭湃建议从傅笑安身边人着手。陈恭湃啜着牙花子，思索良久。上次策反林怀部刺杀张筱林，花去了站内和行动队一百多万法币，最后还支付了六根大黄鱼。如果不是戴老板让站内对林怀部痛下杀手，事成之后还得支付四根大黄鱼。如果这次继续采用策反傅笑安身边人的方案，不知又要花费多少去呢。
“陈站长，重庆回电。”
陈恭湃接过后，扫了一眼，交给身边的陈自强和沈清醒传阅。二人看后大喜。原来对于这次陈自强故伎重演策反傅笑安身边人员的建议，牵涉到巨额经费，陈恭湃不敢专断，反复思量后，决定还是先给戴老板汇报情况。三人就一起来到电讯室发报，而后等待重庆回电。
刚才的电报就是戴老板的回电，他在电报中答应，重庆军统局本部可以为上海站的此次行动提供十万大洋的奖金，额外费用需要上海站自筹。陈恭湃在站里已是精打细算，哪里还有地方去筹经费呢？三人从电讯室回到会议室，反复商议，最后决定让陈自强量米下锅，就用十万大洋执行本次行动。